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乔忠延:坚守求真向善的文学品格

来源:《都市》2020年第5期 |   2020年05月21日08:19

畅建康:你说过一句话,是“带着纪实文学基因走进文学创作”,我该如何理解你的这句话呢?

乔忠延:这是我文学创作起步时的真实写照。我是一个迟暮的参与者,也是一个迟暮的觉醒者。1980年前后,当文学热潮引领思想解放,引领社会进步时,为之热血沸腾的我,很想做一个弄潮儿,偏偏长期被禁锢的头脑远远落在潮流之后,只能做一个观潮儿。置身观潮的行列,又不甘心观潮,加之上学时曾以作文见长,所以拿起笔开始写文章。那时我在人民公社工作,写下的多是新闻报道。新闻,自然应以真实为生命。写新闻,却更喜欢文学,便尝试写作小说、散文,也哼几句小诗。小说、诗歌虽然偶有发表,但由于跳不出新闻眼光,多数不痛不痒,如今看来自己都觉得汗颜。相对而言,散文虽然也受这种局限,却因为多有练笔,文字较美,发表的要多,而且有篇《喜酒》刊登在了《人民日报》。就说这篇《喜酒》,若用当今的眼光审视,根本算不上文学作品,不过是新闻的延伸。就是这样跌跌撞撞起步进入文学的,好在一开始就没有脱离人间烟火色,“带着纪实文学的基因”摸索着出发了。

畅建康:纪实文学作为一种文体,你认为吸引你的最大魅力是什么?

乔忠延:写作四十余年,几乎在各种文体中游走了一圈。之所以要说一圈,是差不多又回到了出发点。当然,要是借用一句禅语来说,从“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”出发,又回到了“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”。不过,此山非彼山,此水非彼水。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让我体悟到,文学不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,还承担着润物细无声的化育功能。自新中国走来,跨进新时代,社会形态经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但是求真向善的功能始终不能变。而且,随着功名利禄对人心的侵蚀,更应该得以强化。相对于其他文体,纪实文学更能承载这种功能,更能强化这种功能。年迈古稀,如果说哪一点还不算虚度人生的话,那是我总算悟得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,起码要做到:读书育己,讲书育人,写书育世。一个作家育人、育世,始终应该咬定求真向善的目标,运用纪实文学是最适宜达到这个目标的通道,因而,我乐此不疲。

畅建康: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的收获和体会是什么?它对社会有怎样的影响?它是否会影响到你的人生?

乔忠延:到目前为止,我已经走出政坛十年,可以随心所欲地阅读写作了,我却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位业余作家。业余作家的优势在于,时刻都在繁杂、凌乱、枯燥、乏味的重复中生活。三十年前,我给自己的文学定位是:“过平常人的日子,想天下人的事情,有了什么不吐不快的体悟再写。不过,动笔前要先想好第一句话。”“动笔前要先想好第一句话”,关乎写作技能,暂且不谈,仅就“过平常人的日子,想天下人的事情”而言,就把我的写作主体立足在了纪实文学上。这也可以说,纪实文学作家要是时代和社会的清醒者,不能人云亦云,不能闪烁其词,更不能以其昏昏,使人昭昭。即使文学不是答卷,没有标准答案,但是,把握人物和事件的写真,必须要有超前的认知与思考。

且不论纪实文学对社会有多大影响,我以为每完成一篇作品,都是自我的一次脱颖与成长。我觉得别说著书,要写好每一篇文章,都必须扑下身子,潜心研究和探求,这样才能从庞杂的表象事物和材料中看到精髓,直抵要义。而这每一次抵达,都是对自身的一次拓展,一次升华。这或许就是纪实文学对我的人生的影响。

畅建康:你从带着纪实文学的基因起步写作,但是我们知道最初引起文坛关注的是你的散文,准确说是一部分纪实散文,你似乎更钟情于纪实散文这个文体。纪实文学、纪实散文、散文,你如何看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?

乔忠延:这些问题提得真好,文学写作潜藏着一个人生的哲学命题。贯穿人生全过程的主题情感是什么?最简要的概括是:纠结。纠结如何形成?我们祝贺别人常说,万事如意。其实是难以事遂人愿,才要这样祝贺。文学的永恒命题就是寻找纠结,书写纠结,化解纠结。所谓化解纠结有些夸大,谁的纠结只能由谁去化解,外在的任何劝慰、开导,只是一种辅助。文学也只能是慰藉情感,温暖人心,辅助读者化解纠结。之所以拉扯这样远,是我的人生亦然,大多数时候处在纠结当中。我喜欢文学,如果能好好读书,受完高等教育,哪怕去院校当个教师也好。偏偏刚上完初中就因“文革”而辍学,好不容易挣脱农村劳作,却混迹于忙碌的政务之中,真是让人纠结。而且,文学爱好是生命中最具韧性的潜力,时时拽扯你回到偏移了位置。一边是繁忙政务,一边是摆脱不掉的文学情结,二者的较劲拔河,又是一种纠结。文学的韧劲终于争取到了应有的席位,写作充斥了我的业余时间。写什么?当然要触及自己最纠结的事情,最纠结的情感。我作政务,最大的感慨就是随意决策,浪漫决策,既没规划,也没计划,胡乱指画,造成劳民伤财。写身边,会有人对号入座,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为此我拉近1958年的情形进行反思,写下《童话岁月》系列作品。写这些文章,我并没有认为是散文,也没有认为这是纪实散文,只是就我个人最有体验,最有感受的题材去写,编辑、评论家将之划入散文,更细密进纪实散文是需要对文体有个分类。这又是一个纠结,不经意间我的散文得到更多关注,我被归入散文作家的行列。这也可以说明,其实纪实散文即是纪实文学的一种,也是散文的一种,没有啥明确界限,也不必要划分界限。由此而言,许多像我这样的底层业余作家,笔耕一生,默默无闻,能将我划为散文作家,也算是庆幸者。不过,我认为写作,只要不亵渎自己的情感,只要能坚守文学求真向善的品格,只要能用美感化解他人的纠结,无论何种文体,都可以据实而写。

畅建康:你最早引起大家的关注,是《散文选刊》编发的纪实散文,叫“乔忠延散文特辑”,一期里一下子选发了五篇,并配有著名评论家何振邦的评论。这样集中选发一个人的作品,似乎不多见。这是1990年的事情吧,过去30年了,能否回顾一下这组作品?

乔忠延:这组作品聚焦1958年,是我童年的记忆。那是个浪漫年代,是个诗化年代。至今流传的“一个萝卜六亿三,全国人民吃一天”口号,就出自那个年代。人生不能缺少浪漫,不能缺少诗意,没有浪漫和诗意,就很难摆脱凡俗、乏味生活造成的纠结。可是,浪漫和诗意只能调节情绪,不能生产物质。那个年代的误区恰恰是用浪漫和诗意指导经济发展,于是亩产万斤粮的神话赫然出现于报端。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,多数时间都是劳动,老师没有教完过一本课本。最有意思的是上山大炼钢铁,让我们去送柴,一人背一截木头,走得浑身疲困。结果钢铁没有炼成,又要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,便把各家的铁锅瓢盆都砸碎送去。这样折腾一气,地里丰产的粮食没能收回来,紧接着就是饿肚子。为此我写下了《童话岁月》系列文章,包括《上天的路》《弯弯的桃树》等作品反思那个时代。文章最先发表在《山西文学》,《散文选刊》集中选发后引起文坛关注,其中《弯弯的桃树》又被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《1988-1990散文选》,继而连续被多种选本载入,这被认定为我的成名作。我就这样被戴上了散文作家的桂冠。

畅建康:三十年过去了,现在回头再看这组作品,你自己怎样评价?

乔忠延:这个特辑的推出,是我写作的一个里程碑,也是我人生的一个里程碑。至今,我仍感激当时《散文选刊》的主编卞卡先生,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季涤尘先生。二位先生我并不认识,他们慧眼识珠让我从文学热潮的蚁蝼群里中脱颖而出,有了继续创作的底气。当然,无论外界如何看待,我以为这个系列的文字还是纪实品质,更重要的是坚守了一个作家应有的良知。全民经商的大潮涌起,利益最大化侵蚀着每个人的灵魂,作家很难例外,不少文字丧失了应有的风骨,沦为附庸。或依附权势,或依附利益,不仅扭曲了自己的心灵,而且也由于自我的扭曲而扭曲他人。我在努力纯净心灵,并用心灵的纯净,来净化笔下的文章。

畅建康:近几年你出版了两部长篇纪实作品,一部是《豪华落尽见真淳——山西古戏台》,一部是《感天动地——关汉卿传》。两部都与戏剧有关,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,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,无论在皇家还是在民间都有广泛的影响,而山西又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。选择这样的题材,是偶然还是一种自觉的选择?

乔忠延:这两部作品都是合唱的产物。按说一个作家应该坚持独唱,拒绝合唱,发出自我唯一的声音。不过,作家也需要借助平台,没有相应的平台,仅凭自我的声音难以传播很远。《豪华落尽见真淳——山西古戏台》,是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的山西古关隘、古渡口、古祠堂中的一本。敢于领受这个任务,是我在1990年之后为自我的创作设定了一个方向,向下沉入,向后奔跑。向下沉入的标志是确定了我的书斋名为:尘泥村。这也是我“过平常人日子”的延续,作品不能虚浮,不能游离于烟火气息之外。这里姑且不再多说,而向后奔跑则是我为自己设定的一个文化方向。我将之概括为坐井观天与坐天观井。坐井观天,就是深入下去了解传统文化;坐天观井,就是跳出囹圄审视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坐标系上的位置。自然,山西作为中国文明的摇篮,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山西戏剧文化在中华戏剧文化中,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这种文化积淀,是我撰写山西古戏台的优势。我没有局限于这种优势,而是俯首扩大这种优势,将现存的金代、元代戏台全部现场观瞻,明代戏台看了一大部分,并且浏览了不少清代戏台。这个行走过程最突出的感受,可以用两个字概括:震撼。震撼于山西戏剧文化的丰厚,山西古代戏台的众多,遥遥冠领于全国之先;震撼于这样珍贵的文物遭受到严重破坏,简直催人泪下。以这两个震撼作基调,发出精卫填海般的呼喊,就成为《豪华落尽见真淳——山西古戏台》的旋律。

《感天动地——关汉卿传》一书的写作,首先要感谢赵瑜老师,他推荐我参加本次写作。该书是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丛书中的一本,由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编辑出版。原先我倾向于写作柳宗元,就凭那句“独钓寒江雪”,我几乎触摸到了他的心跳,肯定能探求到他文学造诣的奥秘。但是,作家出版社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黄宾堂先生认为戏剧作家难写,尤其是像关汉卿这样一位成就巨大,而又生平不详的戏剧宗师难度更大。鉴于我有写作戏剧文化的先例,还是写关汉卿为好。恭敬不如从命,我只好埋头学习,先提升自己,再进行写作。尽管先前对戏剧我已有一定了解,但关汉卿传记的写作还是攀升了自我。往昔常把唐诗、宋词、元曲挂在嘴上,却不知道缘何如此。说得高雅点,是文化的普及;说得直露点,是文化的下滑。从唐诗到宋词,是文化降低身段;从宋词到元曲,是文化遭受摧残后的呻吟。唐诗兴起于初唐,兴盛于盛唐,是文化高贵品格的象征。宋词向市井吟唱滑落,几乎与通俗歌曲结缘,侥幸没有没落到这种程度,是江山社稷突然易姓改号的结果。元代则完成了宋代没有完成的没落,统治者封闭科举考试,文人断绝了入仕为官的道路,流落于风尘梨园,成熟了元曲,催生出元杂剧。由此可以看出,包括关汉卿在内的那些元代戏剧作家,他们的生命处于最酷烈的纠结当中。在我们看,关汉卿一代戏剧宗师,多么光彩照人。然而,关汉卿并不会以此为荣,一生无法实现金榜题名、指点江山的抱负,带着深深遗憾走到了生命的终点。用这样的眼光透视关汉卿,就匡正了以往对关汉卿肤浅的认识。所以,该书出版后记者采访我写作的准则是什么,我回答是:寻找元代的关汉卿。这就是求真,也就是遵循纪实文学最本真、最需要坚守的品质。舍此,任何以己度人,都是对历史文化虚妄的辜负。

畅建康:你还写作了《帝尧传》,这样一位上古时期的人物,资料少之又少,很难写好,你如何把握自己能够写好?

乔忠延:敢于写作该书,是因为我研究帝尧已经三十余年,有了一定的历史文化积累。我起步研究尧文化,是因为我的家乡在尧都,旨在探求家乡的辉煌历史。没想到越往里面探求,我从中受到的启示越大。用当代人的眼光审视,尧不过就是上古时期的部落联盟的头领,称为帝尧是后人将之列入五帝当中的一位。那时农耕文明初创,而今已由工业文明时代,进入智能时代,研究尧文化岂不是抱残守缺?不是。尧文化当中包含的古老科学、古朴民主精神,以及其创新意识,都是当今需要汲取的。可惜我们曾经以“破四旧”大规模践踏传统文化,有形的满目疮痍,无形的更是伤风败俗。尤其可怕的是,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道德化育也被扫进垃圾堆,导致道德沦丧,缺少自律,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”。经济发展了,物质富裕了,人心沙化了,遍地都是陷阱,不知那一脚踏空就会遭受意想不到的灾难。去冬今春突如其来的新型肺炎疫情,又是熙熙攘攘、利来利往的一个缩影。出于这样的考虑,我觉得有必要还原那段中国文明生成期的形态,以点亮帝尧这个火炬照亮那些喜欢光明的人,不要再徘徊在灰暗中,还自以为是地陶醉。

畅建康:听说你最近正在写一部纪实文学新作,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?

乔忠延:确实,自2017年5月以来,我一直在撰写、修改一部新作。这是以我们家真实的破碎与兴旺,映照中华民族百年艰难探索的一部书。再现了辛亥革命之后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以及海峡两岸对峙与融冰的壮阔历史。用真实的事例展示草民百姓、军队将士、军统特务、汉奸土匪之间的人性冲突,既有粗野对柔善的践踏,又有柔善的无奈破碎和艰难复苏。大致为五卷,第一卷《破碎》,写乔家遭受陷害家破人亡;第二卷《狼烟》写抗日战争的血色坎坷;第三卷《离乱》写解放战争的国运乾坤、家人离散;第四卷《炼狱》写爷爷流落台湾前后的生死悲苦;第五卷《圆缺》写两岸风云变幻中一个破碎的家庭终至五世同堂。

这部书已经孕育三十多年了,五十岁不写是认为自己驾驭能力不足,主要担心写作技能不足。六十岁不写是认为自己文化准备不足,如果再用非黑即白的逻辑硬性裁截取材,即辜负了实际生活,又误导了读者。如今再不写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大,精力不足。为此我下定决心,排除一切杂务,埋头敲击。初稿完成后,我已修改了一年多,至今仍在提炼。完成这部书,不是要留下一部家族史,而是要通过这部家族史给人以提醒与警示。国人喜欢讲,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;以史为镜,可以知兴替。话是这么说,却很少有人以史为镜,明鉴自己,更别说明鉴世事。倒是在阅读当代作品时,还可以直接得到一些精神撞击,比照一下自己。这部书的价值或许就在这里。之所以有此价值,是因为我家的事情本身就充满玄机。二十年前,我家五世同堂,现在我由爷爷晋升为老爷爷,堪称五世其昌。然而,这个兴旺的家庭却是从破碎开始的,百年前遭人诬陷吃官司,一周之内三口人丧命,卖掉铺面、良田和水磨的股份,一个小康人家沦为贫困农户。就是在这场家破人亡的变故中,我的老爷爷蓦然清醒,懂得了读书的重要性,埋头躬耕,赚下的钱除了吃穿全部供给我的爷爷读书,一直读到山西大学。实指望通过他改变家庭命运,可是参加抗战他投身了晋绥军,解放战争败走台湾。为此家人历尽磨难,谁会想到1995年他回家定居时竟然五世同堂。其中有无数悲欢离合,有无数酸甜苦辣,这些不是我要写该书的动机,只是引人入胜的表象。表象背后潜在着家国兴衰的哲理,这哲理不是论述出来的,而是几代人生命遭际真实演绎出来的。

畅建康: 谢谢,期待大作早日问世。

(注:该文发表于《都市》2020年第5期,为“山西纪实文学四十年”专栏文章之一)    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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