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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观生:《生死场》中生命体的变形书写

来源:《长江丛刊》 | 方观生  2020年05月21日08:31

一、《生死场》中女性的物化

《生死场》中女性的物化问题,何灵秀曾于《论〈生死场〉中女性的自我物化》一文中深入剖析过女性物化的表象及其根源,认为《生死场》中的女性“忽视自身价值、屈服于男性价值观而受压迫”,具体表现在“对悲剧命运的认同”“贞洁观念的过渡束缚”“为了金钱而出卖自身尊严”三个方面,深刻揭露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个体的悲凉命运。但笔者认为,萧红有意将女人物化,尤其将女性动物化,比如蝴蝶、猫头鹰、鼠、鸽子、猫、野兽、松树子等等,不仅是为了表现女性在男权社会下丧失生命自主权、沦为“物”的存在,更为表现女性群体的异态——生存的麻木和精神的病态变形。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婚姻生活与女性生产。婚姻生活是女性群体的异态的根本原因,女性生产是女性群体异态的外延。

波伏瓦在其著作《第二性》中言:“从传统来说,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是婚姻。”在《生死场》中的打鱼村,婚姻是女人的命运。虽然男性在婚姻选择上有更多的自主权,但未婚女性对婚姻、生存亦享有一定的自主权;而已婚女性则失去这样的自主权,婚后要经历身份转换的不适、生活的重压、怀孕的恐惧、分娩的痛苦,要承受丈夫施诸于己的肉体上的暴行和精神上的冷漠。现实环境的复杂、贫苦、困窘迫使女性的感官逐渐钝化,丧失自我个性,缺失生命意识,生活的自主权逐渐丧失,成为家庭的奴役,沦为生活的机器,精神也逐渐走向病态。

《生死场》中多处描写多个女性婚前婚后的变化,其中金枝最为典型。婚前,金枝家中有一大片柿子地,生活无忧,“菜圃”一节写尽她在爱情中尝到的期盼与甜蜜。金枝的母亲在为她物色夫婿时,曾拒绝过成业的提亲。命运曾给过金枝一次选择的机会,但是,金枝为了爱和腹中的孩子,更为了逃离母亲的掌控,坚决嫁给成业。福发媳妇必然与金枝有着相似的人生经验,也早已参透婚姻,她像预言家一样劝谏侄子成业:“等你娶过来,她就会变样,她和原来不一样,她的脸是青白色的;你也不再把她放在心上,你会打骂她呀!”文中描写福发媳妇“完全无力,完全灰色下去”的神情描写,即女性由未婚走向已婚,生命体由蓬勃的朝气走向死灰的展示。事实也正朝着这个预言方向发展,婚后的金枝确实没有曾经的生机。婚后,金枝“出嫁不到四个月,就渐渐会诅咒丈夫,渐渐感到男人是严凉的人类!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”。婚后成业会因为卖米折本、家中揭不开锅而迁怒妻儿:“我还有好日子吗?你们累得我,使我做强盗都没有机会”,想要卖掉女儿抵债,最后在愤怒中摔死幼女。

像金枝一样的女性,《生死场》中还有许多个:麻面婆,一位面对丈夫的责骂早已麻木的痴傻妇女;金枝的母亲有鸟雀一般的嘴,尖牙利齿,却对男性有浑然的警惕;长得像“猫头鹰”的王婆,有猫头鹰的锐眼和胆魄,却在婚姻中一次次受挫,却又一次次再步入婚姻中寻求男性的庇护;五姑姑的姐姐,在生产时仍在遭受丈夫的暴力……这些女性也曾灵魂鲜活有力地存在于黑土地上。但婚后的她们,或因其身份的转换、或因其个体情感的创伤、或因生存环境的变化,在婚姻中感受过无数次绝望,“在乡村,永久不晓得,永久体验不到灵魂,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”。她们没有丰富的物质生活,也没有充实的精神世界,言谈尽是粗鄙的话题。

与已婚妇女这一身份直接相关的是女性生产。在男权的统治与传统道德舆论的标准下,传宗接代成为女性天然的使命、再正常不过的人生任务。在《生死场》中,女性也履行着道德准则。在传统社会,开枝散叶是一个家庭、一个家族的喜事,但在萧红却一反传统的写法,将生产写成一种刑罚,并非一件喜乐的事。萧红将五姑姑的姐姐、金枝、李二婶子三人的生产与猪狗的生产、鸟雀孵雏一起展现,以“暖和的季节,全村忙着生产”“在乡村,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,忙着死”冷漠调侃之,暗示女性生产与动物生产一样,盲目而泛滥。生产对于妇女、婴儿都是非常危险的。在小说中,五姑姑的姐姐生下的孩子当场夭折,李二婶子产后便死去。纵使顺利生产,因为生活贫困艰苦,孩子也未必能够顺利长大,如金枝的孩子未满周岁便被父亲摔死。

在《生死场》中,虽然男性与女性共同劳作,共同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。但是,打鱼村的家庭结构仍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样式,男性的家主地位决定他们的家庭的掌控权。因而,怀孕与否是男性决定的,女性的反抗是无效的。造成女性生产悲剧的男性,牢牢地抓住女性命运的主动权,在“性”上占据绝对强势的地位。妻子怀孕后,男性并没有负担起应有的责任,没有善待孕中的女人,不愿看到妻子生产。女性的命运,尤其是已婚女人、母亲这类身份的女性,始终被“他者”控制,无法获得自主的自由的身份,成为自由主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,这样的命运一直在恶性循环中。正如萧红在《生死场》中言:“王婆半日的痛苦没有代价!王婆一生的痛苦也都是没有代价。”王婆是《生死场》所有女性的中心,女性所有的痛苦、恶性循环在她身上都能找到。波伏瓦称:“女性不再受到生育职能的限制,这种职能失去了大部分自然奴役的性质,它呈现为一种自愿承受的负担。”显然,打鱼村的众多女性不能掌握生育的主动权,也就始终无法剥离“自然奴役”的身份。

二、《生死场》中牲畜的人格化

1932年2月5日,日军占领哈尔滨,扶植了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傀儡政权。萧红身怀有孕,被困哈尔滨宾馆,亲历哈尔滨的沦陷,见证了东北人民的苦难。其《生死场》正展现了作为社会底层的打鱼村农民的觉醒与革命,一如鲁迅先生所言的东北人民“生的坚强”和“死的挣扎”(鲁迅《〈生死场〉序言》)。在农业生产中,农民养殖牲畜,牲畜为农民的农业生产服务,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。正如陈思和所言:“农民在萧红笔下,首先表现为对土地的爱、对羊的爱、对马的爱。”萧红在描写农民的生存困境时,必然关联到与农民相关的牲畜。而萧红又如何写牲畜的变形?

在《生死场》中,萧红有意将牲畜人格化,将人物之情移之于牲畜,冷酷地展现了农民对牲畜依赖、感恩、深情、不舍的复杂情感,从另一种角度表达自己对农民的关怀、对牲畜的怜悯,展现人生存的艰难、人性的复杂。

与传统牲口书写的关注点不同,在《生死场》的许多描写中,萧红有意人格化家禽、牲畜等,细化牲畜的神态描写,类化人与牲畜的生活:重复而隐忍,艰难而盲目。没有爆发战争前,农民的生活与牲畜的生活相差无几,如《生死场》开篇,二里半满村寻找自己丢失的山羊,殊不知,“山羊寂寞着,山羊完成了它的午睡,完成了它的树皮餐,而归家去了”。又如在暴风雨到来之前,农家争吵着避雨、收拾妥当所有与生活、农事有关的一切,“黄狗在草堆开始做窝,用腿扒草,用嘴扯草”,都竭力地想要在暴风雨来临之前造好避难所。农民的生活就像牲畜一般兢兢业业、忙碌不歇。在战争爆发后,乱世中的人反不如畜,人们饿死、病死,“狗不再为着追求食物而疯狂,也不再猎取活人”。农民为了生存,从最开始的卖农产品柿子、米、麦,到卖牛、卖鸡,乱世之下麦田丧尽在炮火下,最后开始卖自己(金枝逃亡哈尔滨,被迫出卖肉体)。

移情于物是萧红将动牲畜人格化的常用手法。如写农民求生存的情节,萧红采用移情创作,将人的思维和情感赋予牲畜,在《生死场》中建构了一组二元对立关系:王婆为交租忍痛杀老马,二里半为革命临别托付山羊。

《生死场》的第三节“老马走进屠宰场”堪称经典。王婆为了交地租,将老马卖给屠宰场。“黄叶”“秃树”“厉风”“老马”“老妇”等开篇意象马上让幻灭的生命感、死亡的气息直扑而来。马于农民而言,是被驯化的忠实伙伴。《生死场》中老马没有前半生书写,但第一节中与平儿的互动的有朝气活力的年轻小马,便是老马前半生的关照。被驯化的老马,一生不顾勒带摩擦出血,承受主人的抽打,“滚压麦穗”,运输粮食,“不偷食麦粒”“不走脱轨”,兢兢业业、安安分分、默默地劳作,从不越距。但它的结局却是被自己竭诚服务的主人送进屠宰场。王婆控诉自己牺牲老马换取地租的行为:“五年前它也是一匹年青的马,为了耕种,伤害得只有毛皮蒙遮着骨架。现在它是老了!秋末了!收割完了!无有用处了!只为一张马皮,主人忍心把它送进屠宰场。”老马的结局也是小马生命的结局,死后的最大价值只是一张马皮。萧红描写王婆内心的愤怒、不甘、不舍,将农民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的复杂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。把老马送进屠宰场之后,王婆一家并没有走出困境,后来丈夫赵三为了免受牢狱之灾又卖小马,失去耕作用具、交不起地租的一家子逐渐走向穷途末路。

小说开篇,二里半在高粱地里找羊;小说结尾,二里半留下羊,走上寻找生存的路。“是否放弃羊”是二里半思想转变的重要线索。从开篇可看出二里半对羊的珍视。革命迫在眉睫时,村民们宣布跟随李青山革命,革命前盟誓需要祭品,二里半对求生存的革命“始终是缺乏兴致”,却也慷慨地献出老山羊:“你们要杀就杀吧!早晚还不是给日本鬼子留着吗!”但在盟誓时,村中青年、寡妇都视死如归、气势昂然,二里半却拿公鸡替换了山羊。这个举措显然表明,在二里半心里,亡国也比不上山羊重要,“只有他(二里半)没曾宣誓,对于亡国,他似乎没什么伤心”。后来二里半终于觉醒,决心跟着李青山一起革命。二里半决定离开,他的老山羊又一次走到了的命运节点。到处缺粮、闹饥荒的时候,二里半带不走羊,可以杀了羊与村中人分享再离开,但二里半不忍,明知自己走后山羊必然是死路一条,却还是对赵三说:“这条老羊……替我养着!赵三哥!你活一天替我养一天吧!……”

王婆和二里半的前后两个与牲畜离别的场景,都是抛弃牲畜而寻求活路的告别仪式。在前后的两次描写中,萧红都人格化了老马、老山羊:王婆卖老马时,老马曾跟随在后;二里半离开时,老山羊也跟随在后。同是主人,王婆抚摸老马,把老马哄睡在屠宰场后迅速离开,像是对老马的背叛;二里半抚摸老山羊,嘱托了赵三后离开,老山羊哀叫、摆尾目送。王婆的隐忍与坚强、二里半的不忍与觉醒,都是农民因为生存空间被挤压的困境书写。萧红将牲畜人格化,将农民与牲畜的互动进行细腻的描写,两者相互关照,揭示了在底层社会的农民和牲畜的生存困境。

三、《生死场》中农民的功利化
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东北人民平静朴实的生活被彻底打破。农民前后生活的变化,是《生死场》生活场域的重要书写对象。在《生死场》中,萧红将东北农民生存与发展的物质贫困与精神荒芜紧密相连,从农民息息相关的农作物、农事活动两个方面,展示农民最大化的功利世界。

《生死场》中的打鱼村,最开始是落后、闭塞的,农民兢兢业业地劳作却仅够维持生存,土地始终是他们世界的中心,依靠土地的所得则是他们的全部财产。农民懂得物质利益最大化对于生活的价值。小说中多次提及农产品的商品价值:“你们是不种柿子的,这是贱东西,不值钱的东西,麦子是发财之道呀!”“农家无论是菜棵,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。”农产品的产量事关自己的尊严、家庭的脸面。毫无疑问,打鱼村的农民在物质上是极度贫困的。贫困会使他们周而复始地、麻木地重复现有生活,而无法发展自我、发泄不满,最终导致农民精神世界的病态,这种病态尤其体现在女性身上。

农事活动是《生死场》中农民的精神支柱。打鱼村的农民的生活重心在农事生产上,如牧羊、种植高粱、麦子、大豆、柿子等等,他们的精神世界是荒芜的。“在乡村永久不晓得,永久体验不到灵魂,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。”农事活动能够充实农民的精神世界,让他们获得物质的踏实感,也是农民作为一种排解精神压力的手段。如小说开篇,王婆无意识地建构自己的记忆,癫狂回忆自己的孩子丧身于铁犁下。王婆在孩子死后,“那年我(王婆)整个秋天没有停脚,没讲闲话,像连口气也没得喘似的”,忙碌于农事的她看到自己的麦田收成比邻人的收成好时,曾有一刻忘怀自己的丧子之痛。纵使这忘怀只是短暂的,但是农事活动暂时拯救了王婆。对农民而言,农事活动的地位不仅是物质基础,也是精神支柱。农民将物质基础与精神支柱都寄托于农事活动,赋予了农事活动除物质基础之外的其他功能,将农事活动的功利最大化。萧红这样的安排预示着,如果没有出路,东北农民寄生于农事、毁灭于农事的宿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

假设没有地租上涨、战争等事,打鱼村的所有人、事、物将一成不变,地区始终闭塞,人一如既往地淳朴麻木。正如萧红在《生死场》中言:“死人死了!活人计算着怎样活下去。冬天女人们预备夏季的衣裳,男人们计虑着怎样开始明年的耕种。”任何生死轮回都无法改变这麻木重复的生活。随着田租和物价的上涨,小说中的人物矛盾逐渐明晰。萧红将这种矛盾冲突明了化,农民与地主的矛盾、与日军的矛盾、与牲畜的矛盾、与家庭的矛盾、与自身的矛盾都急剧上升。以赵三、王婆一家为例。赵三联合了村中人秘密商议反抗佃租上涨事宜,但还没行动,赵三便乌龙地用一条梨木杆打折了小偷的腿骨,被捕入狱。一根稻草足以压死一家人,赵三为了补偿小偷、免去三年的牢狱之灾而卖了家中仅有的一头牛。赵三家交不起地租,也就没了地,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,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力获取生存所需。赵三转而做起与农事活动相关的手工业,如卖鸡笼,儿子平儿则被雇为牧羊童。但时局并不眷顾赵三一家,在乱世,手工业难以支撑家庭支出,赵三一家最终走向毁灭。

《生死场》作为一部中篇小说,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男主角、女主角。小说的主角是群体性的,可看作是男人和女人,或人和牲畜,或农民和农业。在如此复杂的生命体中,萧红坚持了一个主题——“生的坚强”和“死的挣扎”。她以打鱼村复杂生命体的生存状态:常态、异态、变形的过程,展现了一个大时代洪流下的农村缩影,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。

(作者简介:方观生,广东某杂志社执行主编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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